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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水革命四周年・被捕者悬而未决


反修例运动四年,被捕者悬而未决:其实没有结束这回事

李慧筠、杨雨晴 | 2023.06.12

反修例运动过去四年,逾6000人仍有一个疑惑:我会再次被捕吗?我会被正式起诉吗?

阿祺(化名)在2020年的一场游行中被捕,罪名是非法集结。保释后不久,他在警署报到时踢保——即拒绝续保,警方并没有即时起诉他,他暂时回复自由身。但是,踢保并不代表警方往后一定不会作出起诉。阿祺一直觉得这件事缠绕着他,当要规划人生的时候,不时在思绪中回来找他。

尤其当他看到电话屏幕不断弹出被捕朋友的喜讯——警方通知他们取回证物了。第一个月,阿祺不敢错过任何来电,即便是推销电话,生怕警署找他,“我expect会等到自己,但始终没有。”第二、三个月,他觉得“没我的事了”。第四个月,“就是没了这回事啰。”

在香港,因反修例运动被捕的人共有10279人,其中约有7369人的案件未获处理。近月,警方公布这些案件中800多人涉严重案情会继续调查,余下6500多人被捕后未被落案起诉;他们指会尽快交代未结案件情况,但目前仍未作相关公布。近四年过去,像阿祺这样的被捕人,未有再次被捕,也没有收到警方通知取回证物、或不予起诉。

阿祺形容,他们四年来处于in limbo(悬而未决)的状态。在2019年因暴动罪被捕的子琛(化名)则觉得,能够明白想尽快结束事件的渴望,但他心里更倾向相信,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。这些人的头上,都悬着一把剑。

被捕后踢保,in limbo的人

2020年,大学生阿祺在某一次游行中被捕。当时警察从四面八方围捕,着人们举高双手,以非法集结的名义拘捕、锁手铐,带上警车送往警署。阿祺当时脑里想着:“死了。”“最麻烦是要怎样跟家人解释?”他想想后又说:“无得解释㗎㖞。”

48小时内,阿祺的保释批准了,要求他定期报到。对当时的他来说,“我身边有些朋友上庭、坐监,所以上庭不是一个很远的想像。”他判断自己被起诉的机会很低,“一开始会觉得无奈,但后来都算接受了现实,我深信这件事不是很严重。”

“因为我深知我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的,”他说。

image01 ▲ 2019年10月5日,两名戴着口罩的示威者被警察攻击。

不久,阿祺回到警署踢保。踢保是指被捕后获保释,按要求定期去警署报到时,拒绝继续保释。如果警方没有证据正式落案起诉,被捕人毋须再报到。但踢保不代表案件完结,由于刑事案件没有起诉期限,警方可以继续调查案件,亦可随时落案起诉。“我不想不断去续保,很麻烦。而如果我真的有什么问题,我踢保,他便捉我入去(正式起诉)。”他想快点有一个答案,“要不踢保,要不被扣留,留在被保释的状态并没有任何好处。”

踢保成功后,他走出警署,觉得整个人放松了一点。当时疫情来袭,心神又很快被分散。

但踢保像身上挂着的一条隐形的线,阿祺感觉随时会被扯走。“对于这班in Limbo的人来说,怎样判断case closed呢?就是当警察打电话告诉你,哦,你可以拿回自己的(证物),就代表你的case closed,19年的事就跟你再无关了。”身边朋友一年前陆续收到电话,“而我还在等。我还在等。”

阿祺觉得最大的心理压力,来源于不知何时被告。“看到身边的朋友没事,而你还处于一个卡在这里、不知干嘛的状态,这非常的不舒服……”他想像,如果被落案起诉就辞工,一边做自由工作者一边应对官司。但这三年多以来,他又未被正式起诉。“可能你somehow忘记了被捕的事,但当突然收到朋友讯息说可拿回证物,就会trigger自己想,几时到我?又返回这种状态。In limbo的状态是被trigger的。”他说。

踢保后,阿祺继续在大学读书,毕业后做普通的上班族。他的生活确没被影响太多,但每次出境,“都会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离开。”当他不时看到有人回港被捕、或离港时被捕的新闻,他也紧张起来。“出境过关,入境处人员看着你的护照,嘟一嘟闸机,你会怕他跟你说:等一等,警察要过来。出境旅行、申请回乡证、良民证什么的,普通人会觉得很正常,都会令我感受到我的状态跟他们不同。”

近年,他觉得毕竟要规划人生,是时候去面对这条无形的线了。“你要负面就根本规划不到任何事,我现在一定要有人生规划,不能被它拖着脚步。”他找寻法律意见,希望评估目前状况,但仍未有一个明确答案。

四年后,仍有逾6000名被捕者等待答案

像阿祺的个案并不少,目前,约有7369人的反修例运动案件仍未处理。近年,有不少案件事隔一段时间才被正式起诉,例如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的冲突,事隔两年,有一名20岁男学生在去年入境回港时被拘捕,并起诉暴动罪。

image02 ▲ 2019年11月12日,警方进入香港中文大学,与示威者对峙。

据香港警务处回复,从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,反修例运动中共有10279人被捕,近四成为学生;2910人已被检控,其中四成亦是学生。1754名被捕人年龄为18岁以下,其中520人被检控。他们的罪名包括参与暴动、非法集结、伤人、纵火、袭警等。

被捕人士当中有2928人已经或正在司法程序,有1789人被定罪或签保守行为等等。387人审讯后无罪释放,57人获撤销控罪,670人的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,25人经警司警诫后被释放。

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曾于2023年二月表示,就逾6000宗未结案件,警方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,会务求该月公布情况。不久,警方再交代有800多人涉及较严重罪行会继续调查,近6500人未被落案起诉。三月中,萧再指警方需时认真调查,称最初期望二月或三月完成相关工作,将会密锣紧鼓于一至两个月里完成。

五月,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何时交代全部案件时,他指警方会按个别案件的证据和实际情况以及案情的需要处理,“订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亦都是不切实际,亦都未必符合我们法治精神。”

近日律政司回复《明报》查询指,“特别职务组”去年就警方提交运动中的公众秩序个案作指示,如今只余数宗案件须跟进。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则受访表示,手上约170个案已取回证物,认为不大机会再开案。他在另一访问提到,有约20人于四、五月收到通知指暂时不会起诉,亦可取回证物。他指明白逐一通知被捕者需时,但运动将近四年,期望警方增加资源、交代目前进展。

这个问题,政府早于2020年就曾经被问过。时任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查询运动的拘捕和检控安排,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复,如果被捕人拒绝保释,或在接受保释后回到警署报到时拒绝续保,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,警方会考虑释放当事人。然而,释放被捕人并不代表警方不会起诉他。如果调查后决定起诉,警方会再次作出拘捕。

被问及警方会否在作出不检控成功踢保人士的决定后,尽快作相关通知,让他们放下心理负担?李家超指个别案件的调查详情是保密的,以免影响调查及搜证工作,不会对涉案人士公开。对于拒绝保释被释放候查的被捕人,基于上述保密原则,不会被告知调查进展。若日后警方有足够证据,会再次作拘捕及起诉。

image03 ▲ 2019年8月24日,一名警员在黄大仙制服一名示威者。

“其实没有结束这回事”

2019年,子琛在一场示威中涉嫌暴动罪被捕。被捕后,警方并未正式起诉他。“那阵时我也有少少开心,会觉得少件事担心啰。”

子琛性格谨慎,他知道理论上调查工作仍在进行,他可能再次被拘捕及起诉,“会不会早上拍门夹我走?”他也读过一些人回港后被捕的新闻,被捕至今,他曾经去旅行,起飞前一晚,他跟家人交代好如果自己被捕,要怎样处理、怎样到最近警署找自己。从外国回境的时候,他又再提醒家人一次。

至今,子琛没有收到任何警方的来电,也未取回案件证物,“这就是不知道会否再次被捕的关键点。”他知道,一些2020年因非法集结被捕的朋友,很快就取回了证物。得知消息,他为朋友松一口气,又不免有所比较,感到有点担心。

回想在警署得悉自己暂未被起诉时,他脑袋空空,“少少觉得是但(随便)。”

他知道不少人经历拘捕或检控,需要见辅导员。而他在案件暂告一段落后,很快就回复状态,专注读书。“没事好做了,然后就正常生活。”他说,“你有时搭车会经过一些地方,想到过去的经历会有少少不开心,但只是少少。现在我已经没什么了。”

子琛说话较慢,习惯思考一回再回答,语调平静而淡薄。“我应该是逃避派,”他笑笑说,自己这种被捕后又未结案的状态,“我甚至觉得不需要处理?跟别人说几句就可以了。”看到警方指会尽快交代未结案件的新闻,“这样去保证或者提醒你,我们仍然在处理你啊。”

在子琛心中,案件并没有真正完结的一天。“其实我觉得没有结束这一回事。他可能找到证据再拘捕你,可以一直持续发生,发生了就没能回头。我觉得避不到。”

他似乎已经接受这个现实。起初,子琛比现在更紧张、更害怕。这几年,他对韩国历史产生兴趣,从光州事件到民主化的历程,他读了许多相关历史。“熟悉了别人国家的事情如何发展,会觉得一个宏大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……这样说好像很有问题,但政治运动中有人坐牢是随处可见的。”他说,“但当然,人(身处其中)一定会不开心的。”

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图景,一边是自身的困境,子琛也会想到自己。他会看释囚分享的故事,“我会想像(在狱中)怎样过。”

逐渐,来自警署的来电对他也不太重要,分别只有“很少很少”。“作为一个不起诉你的仪式吗?我想这件事不太重要了。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。”但他也能够理解,“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件好事。”

一名曾处理社会运动案件的大律师A(化名)表示,其接触不少被捕者选择踢保,“通常都想快啲踢,唔想有嘢喺头顶。(不想头顶一直有东西)”但是,也有不少人在踢保的半年至一年后再次被捕。

A解释,“这归结香港的刑事案没有追溯期(编按:除某些条例另订追溯期),如果有一天找到足够证据落案起诉,不能说当时已踢保,不可以再起诉。”但A补充,案发时间距离愈远愈模糊,当事人可能不记得、知情人士可能不在香港,所以理论上应尽快处理个案,否则对被捕人不公。

即便一个人从未被捕,若警方找到证据,也可以拘捕及起诉。踢保或无条件释放的被捕者,“好不幸地,可否说他们永远不会有事?理论上是没有的。”但A仍然认为,成功踢保、被无条件释放,或可以领回证物的通知仍然重要,“至少警方基于已有资料进行的调查中,已经close file,起码可代表这个调查阶段告一段落。”

对一些被捕者而言,“坐监不是最可怕,有些人宁愿有个了断,好过无日无之的担忧。”

“摆脱激进思想”的监狱计划、支援平台解散

四年过去,香港的政治形势急剧转变。除了未知结果的被捕者,被检控罪成的人,在不同的监狱中服刑,他们身处的囚室同样迎来变化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于6月8日透过访问十名青少年释囚、前惩教署职员等,报导香港21岁以下青少年在囚者接受的“去激进化”计划。在囚者每天都要练习中式步操,另参与国家宣传演讲和心理辅导,使囚犯承认过去观点极端,辅以监控和惩罚系统,包括单独监禁。报导引述受访者指计划是24小时的“洗脑”。

据报导,香港惩教署指截至4月30日,共有871名青年囚犯参与计划,其中约七成因“反修例运动”而被起诉,当中有人年仅14岁。

image04 ▲ 2019年10月20日,九龙区游行演变成冲突,示威者在旺角架设防线。

惩教署回复自由亚洲电台,批评该报导是“颠倒是非和污蔑抹黑本署工作的偏颇及失实报道”。署方曾表示,于2021年推出“沿途有‘理’”计划,为思想激进、涉暴力的违法者提供特殊更生,“以逐步摆脱激进思想及暴力行为”,重点是认识中国历史及加强国民教育、心理及价值观重整、生涯规划及家庭关系重修。计划并非“洗脑”,属自愿参与性质。

2022年初,第五波疫情来袭,惩教署指为减低监狱内感染风险,实施“锁仓”管理,暂停亲友探访、暂停安排还押人士出庭应讯,一些律师的公务探访亦被停止。

一度因袭警罪在港服刑的美籍律师Samuel Bickett曾发文,忆述年初在狱中经历疫情下的状况。他表示当时食物及药物供应不稳,与外界书信往来断续。他又指,期间一名患哮喘的囚友死于囚仓,医院人员不敢接触尸体,囚友只能挤于墙边等数小时,待尸体移走。

时至今天,不少以往支援社会运动在囚人士的组织被打散。2021年,曾提供法律支援的“612人道支援基金”停止运作,提供物质支援、情绪辅导等的“石墙花”已经解散。“石墙花”曾于2021年六月收集10万人联署,要求改善监狱酷热环境。当时署方回复,一直有改善狱内环境,包括更换风扇、安装窗户,并会按计划加装滚筒扇等。

2023年6月6日,国安处以涉嫌“串谋伪造”拘捕六名男女,其中两名被捕人为“探监师”,即经常前往探望在囚示威者的市民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批评探监师灌输反政府讯息,若有证据涉及危害国家安全,会进行拘捕和检控。

海水一样,潮涨潮退的不安感

阿祺想像,如果没有被捕的经历,香港没有这么大的变化,他可能会当一个区议员。他以前对未来的想像,“基本上都是在香港内。”他喜欢社区工作,对民生事务有兴趣,“可惜未有机会试,就发生了2019年。”

回到后雨伞时期,街头运动虽然相对沉寂,但其时网络爆发的各种二次创作、政治讽刺内容,是阿祺的政治启蒙。他因此开始注意香港的民主化进程、主权问题。

他一度想过离开香港。大学的许多同学已经移民或计划储钱离开,多半准备去加拿大读书。他觉得香港的社会、经济状态使他喘不过气,不再适合他居住。他习惯每天读财经新闻,得悉许很多欧美公司想离开香港,缩小香港公司规模,“你感到自己跟住一架sinking ship。”他又觉得管治和法律收紧,香港冰球协会和国泰航空争议的迅速升级亦抓住他的眼球。他挪出手掌压向面前的桌面,“扁平的,真的平了。”

平常的日子,他喜欢见朋友、打游戏机。有时跟朋友做运动,有时踩深夜单车去看日出,“拼命地过一个正常的日子。”阿祺很少跟朋友提起被捕后的奇异状态,家人也大抵以为他的案件已经结束。有时他宁愿朋友忘记关心他,“不断提又会令我想起,我们的关系也不应由这件事define。”他和周边的人相处也变得更加谨慎,会先在心里判断他的价值观,再决定要跟对方说什么。

他说,“很多时候,这些想法都会自然被时间冲淡。它就像海水一样,会潮退不见了,然后又突然出现。”

image05 ▲ 2019年11月18日凌晨,示威者与警察对峙期间,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多处起火。

去求职面试前,子琛担心对方查到自己曾经被捕,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。除此之外,他自觉工作并未因被捕遭受太多影响。但他觉得,几年来跟家人的关系改变了,“发现就算是家人都不能讲太多,就算差不多想法。有些事你跟他们讲,他们未必会明白……他们的用心就是关心你的个人幸福,有没有受伤受苦。但正因为他们担心你,你才不想跟他们讲。”

移民问题上,子琛和家人偶有争论。家人想全家离开香港,但子琛想要留下,立场很坚定。“我觉得去一个外国地方,比香港更难生活。”他说,离港后只有两种路径,一是成为政治难民,二是作为普通人重新生活。“政治难民不用说怎样难过了。普通人的生活也很难适应。”被捕后获释,他也曾急躁,“好强烈的感觉,啊,一定要走。但现在……”现在的他着重移居后的难处,多于自己被捕的风险。

毕业后,子琛默默地工作,“好像正常人说的:返工、找自己的事做、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贡献。”虽然他说还没找到擅长的事,但确实感受到自己的转变。在各种爆炸性的新闻面前,“我反而学会怎样面对这些对社会大众造成阴影的事件。”他提到早前的钻石山凶案,许多人分享事发新闻,而他觉得分享自卫术资讯更加实在。

另一方面,他看事物更抽离了。像去留问题,别人吵得脸红耳赤,他却说:“走不走都一样,都是对的。真的好小事。”四年时间让子琛沉淀了很多,“有时人生经验丰富的人会讲好多教训,但你会发现自己观察得更好。”

五、六岁的时候,子琛就跟着家人参与六四集会、七一游行,游行对他而言最深刻,“因为很累,有时中途走了。”雨伞运动时他曾到金钟现场,也曾构想罢课。现在回想,家人对于引领自己接触政治可能有点自责,但他不确定,彼此也没有讨论过。

假如一切没有发生,他说自己会是一个“社畜”。“打一世工,工作几年找人结婚、买楼生仔,一直到退休,像我的家人一样。”现在他觉得一切太难预测,“见步行步吧,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”

子琛喜欢一个人散步,在九龙、港岛,走过公共屋邨和街市,放空自己。最近他觉得,香港人好像更加重视“自己有什么”。“文化层面、城市里有什么做,还有什么特别的?”于是他也常常去郊外和海傍,看岛屿、渔船和大楼。“香港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风景,但我之前去完旅行,真的一回来就去看海。”对他来说,香港还有很多地方尚待发掘。

image06 ▲ 2019年6月12日,警方在夏悫道清场期间,遗下一把雨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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